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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什么

归档日期:07-04       文本归类:地面战斗阶段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习: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扎实做好各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统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军事力量运用,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扎实做好各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统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军事力量运用,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十九大报告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将战斗力标准明确定位于军事领域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可谓是立意高远、寓意深刻。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才能立起战斗力标准?

  围绕战斗力标准这一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各级也有很多工作思路,如不少单位提出“建强能打仗的党委班子”、“用能打仗打胜仗的标准选拔干部”等,但问起“何谓能打仗的党委班子”、“某某人算不算能打仗的干部”这些问题该怎么衡量时,却多是语焉不详,或者给出的也多为笼统的、概念性的回答(如“要政治坚定”、“要有战斗精神”等),这说明“战斗力标准”这一概念虽然深入人心,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容易沦为仅有定性描述、无法定量衡量的“虚”标准。由于战斗力标准不好量化,在某种程度上,考评战斗力建设水平便成了一句空话,甚至给某些单位练为看、演为看的不良作风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

  常讲战斗力是中心,但如果没有考察是否“中心居中”的相应制度机制,那么“中心居中”这句话就会流于形式。相比之下,不得不承认,“安全标准”、“领导满意标准”“经验材料标准”等“伪”标准由于有相对固定明确的考量指标(有没有出事故亡人,领导是表扬了还是批评了,发表文章数量有多少等),反而更容易为某些单位所关注。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够达到完美的境界”。也有句谚语说,“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战斗力同样应如此,必须要有一个可见的数据性的指标来衡量,这就如同一把尺子,清晰明确的衡量标准,就是尺子上的准确“刻度”,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战斗力绩效评估,检验出战斗力水平的现状、短板和差距,所以,战斗力标准需要量化,只有量化了才能更好地“立”起来。

  对于战斗力计算的概念,我国古已有之。如孙子兵法中就说,“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但长期以来,我军军事理论中占据主流的仍然是定性的思辨分析。近些年来,许多影响战斗力的因素也逐渐具备了一些量化特征,但总的来看,离体系化、规范化、精确化还有很大差距。

  战斗力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人员训练水平、指挥员指挥素养、后装保障能力等方方面面因素,对于战斗力因素中的某一特定部分(如训练),我军都有不少相应的法规进行了规范,但彼此之间各自为政,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将战斗力的影响因素都“统”进来,使部队缺乏对战斗力标准的宏观把握。如训练考核标准是由《军事训练考核大纲》明确的;干部能力素质、干部任用标准等是由《作战部队指挥军官任职资格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明确的。

  这类法规很多,涉及的领域也很广,但却没有按照比重整合进一个系统、一个标准,形成一套类似“部队战斗力评价标准”之类的统一的权威的法则。比如某年申报军事训练一级单位,上级考核组在对诸多科目考核之后,根据各个科目的考核成绩,按照不同权重得出一个总分数,再用以与其他参考单位比较。此方法具有“部队战斗力评价标准”的雏形,但它仍有其较大局限性,一个是仅考量了军事工作,对于政治、后勤、装备等没有涉及;再一个是标准合理与否,得分高的单位是否真的比得分低的单位“更有战斗力”,这个也无从检验。

  部队的每项工作都会对战斗力有所影响,但有些工作对战斗力的影响比较直接,有些工作对战斗力的影响是潜在的,不到特定时刻很难看出来,如凝聚力、作风、战斗精神等。但现行制度往往关注那些直接影响战斗力的因素多一些(如军事训练),对于影响战斗力的潜在因素(如官兵心理素质水平等),则关注得较少。对于没有明确的方面,部队重视程度不高,建设也相对滞后。

  战斗力水平其实是“比”出来的,无论你的水平是高还是低,只要我比你强,我就比你有战斗力。就如同考试,甲考了95分,看起来已经很高、很优秀了,但是乙考了99分,这种情况下,甲的95分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既然战斗力需要比较,就必须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标准,但现行法规中概念化泛泛而谈的东西比较多,如“环境真、内容难、演练实”,或者“操作规范”、“作业流畅”等,这些都是模糊的概念,实际中难具有操作性。

  由于不同类型工作对于战斗力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如军事训练和文化工作对于战斗力水平的贡献大小肯定不同),那么显而易见就产生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不同工作对战斗力的贡献值?每一项工作在战斗力因素中所占的比例、权重应当是多少?比如,三连射击准确率高,五连武装越野速度快,那么他们比较起来,谁战斗力更强?再比如,张三精通参谋业务,李四通晓训练指挥,他俩谁更算是“能打胜仗”的干部?

  标准是尺度,是法则,更是导向。针对战斗力标准“空”和“虚”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战斗力评估标准体系,在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中都立起战斗力标准的硬杠杠。这一标准应当至少具备两个特征:一要有导向性。既要把有关战斗力的所有因素都纳入进来,又要充分考虑到每个因素所占权重比例的不同,既要突出影响最大的因素,也要兼顾其他因素。二要有评判性。这个标准要符合实战要求,也就是说,按照此标准来练,评判结果更优秀的,确实在实际中战斗力强、更能打胜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战斗力量化,首先需要设计科学的算法,构建计算模型。也就是要依据军兵种、武器装备等的不同,分门别类科学构建单个岗位能力标准体系和整个单位战斗力标准模型。炮兵部队有炮兵部队的战斗力生成模型,潜艇部队有潜艇部队的战斗力标准模型,旅团长有旅团长的战斗力标准模型等。

  具体来说,就是要把部队的工作尤其是与核心军事能力直接相关的工作(训练、战备、保障、用人等)细化分解为成百上千个具体的“战斗力要素点”,并且每一个构成要素都要实现指标化、数值化、精确化。当我们将一个单位的相关数值输入该模型中时,通过该模型的一系列计算,就会得出最终的一个数值,可以称之为“战斗力指数”,不同单位得出的战斗力指数不同,可以作为战斗力水平高低的参考。

  比如,空降兵中有个要求“叠伞像姑娘绣花,离机像猛虎下山”,具体到战斗力标准上,就是制订出一条条具体细则标准让这个“像”字实起来,这样每个单位组织官兵训练的时候才知道练到什么地步,还有多大差距,战斗力标准的指向性也更强。

  我军这种标准模糊、人为评价因素重、难以统一尺度考评的问题在各领域都广泛存在,所以仅有单位或个人的标准战斗力模型还不够,必须要在各领域都广泛建立起相应的子模型、子系统,如选人用人模型、奖惩激励模型等。这些子模型是战斗力标准模型的补充和完善,同样要贯彻细化、量化、具体化的要求。

  以选人用人模型为例,我们说选拔“能打仗打胜仗”的干部,也要先把“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标准细化成为几十项或上百项具体内容,建立适应作战的任职资格制度体系,变“人选人”为“数据选人”,破除选人的随意性,真正选出能对战斗力有贡献的人才。

  一个模型建立起来后它的各类参数、指标是否合理,能通过此模型考评或推荐的单位或个人是否真的比其他单位或个人更加具有“能打胜仗”的能力,这些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检验。其实最好的检验是战争,在和平条件下,可以通过演习、执行抢险、护航等各类重大任务来收集数据,回馈给相应的模型系统。

  如果发现能通过此模型考评的单位执行起任务来仍然能力不足,或发现有的指标权重设低了,有的指标没有考虑到,都要一一进行修正。通过不断完善,切实能使制订出的各类标准能够符合实战要求,经得起实战检验,从而真正“立”起战斗力标准,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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